廣州市疾控中心向當地關注艾滋病的NGO組織拋出一個“特殊”項目：由全球基金贊助，在廣州進行為期3個月的艾滋病高危人群干預，目標是發廊、出租屋等低價性工作者。

“聽到項目內容，大家都嚇了一跳，無人敢接茬。”時隔一年多，廣州女青年會副主任社工李含如此向記者描述當時的情景，“一則，大家對性工作者群體的特殊性心存顧慮；再者，以往艾滋病行為干預主要是針對吸毒者，對性工作者的干預是個全新的命題，誰也不知道該怎么做。”

然而嚴峻的形勢已不待人猶疑：疾控部門2008年全國監控數字顯示，艾滋病異性性傳播率已達43%~44%，同性性傳播率7%~8%，性傳播總比率超過50%，遠高于注射傳播的39%，首度成為中國艾滋病第一傳播途徑。

而其中，有數量龐大、流動性極強的農民工高危群體。2009年，湖北省崇陽縣發現73例艾滋病感染者，其中72人是農民，59人為外出打工期間感染；在甘肅，2009年1月至10月發現的HIV感染者中，農民、農民工和無業人群占總人數的55.41%；而在東莞，至2009年10月底，累計報告2194例HIV感染病例中，流動人口感染者占總數的91.44%。

農民工群體之危險，因為他們對性知識普遍的無知和頻發的高危行為，更因為他們帶著致命病毒在全國流動卻不知應如何保護自己和他人。

壓抑的農民工

“不許錄音，給錢就跟你聊天。”發廊妹英子對記者說，這個年僅22歲的姑娘在行內已有4年從業經驗。從老家到廣州發廊，她的“入行”是一步到位的。農村老家對性知識的普及教育幾乎為零，以前，小學學歷的英子不僅對艾滋病一無所知，僅有的衛生常識都是由其他發廊姐妹私下“傳授”。

在這里，英子的主要客源是退休老人以及在附近打工的農民工。“有工廠的，有建筑工地的，還有做服務的。建筑工比‘工廠仔’來得更頻繁。”

有的農民工經常來，熟絡了，也跟英子聊天，聊他們的壓抑。這種壓抑不完全是生理意義的。改革開放30年，珠三角經濟騰飛，仰賴的是無數農民工日以繼夜付出的廉價勞力，他們稱得上是這個社會里工作時間最長、體力上最勞累的人群之一。工廠訂單充足的時候，農民工們固然連休息的時間都很少，但與之相比，他們的休閑活動更少。

“下班僅有的娛樂就是看看電視、打打牌。”傍晚，幾個外來工興致勃勃地圍在小士多外看重播的粵語片。城中村的士多店多裝有小電視機，這是吸引附近工余農民工的最有效辦法。

“如碰上工廠訂單不足，那就悶得慌了。”在石井倉庫打工的威哥有一子一女，幾年前，夫妻在廣東打工共同進退，雖然艱苦，總算能相互慰藉。孩子出生后，妻子留在河南老家。威哥獨自一人在廣州，開始感到苦悶，生活既勞累無趣，連基本生理需求也受到壓抑。

勞累的工作、貧乏的文化娛樂生活，長期與固定性伴侶分離，種種因素使很多農民工傾向于以原始本能——性的釋放來緩解生理和心理上的的雙重壓抑。

2007年全國“兩會”上，全國人大代表黃德明大力倡議農民工所在單位應當提供低價或免費的“夫妻房”；國家也通過相關立法，要求用工單位給農民工休探親假，或為家屬探親提供廉價的出租房屋，創造夫妻相聚條件。

但這些威哥都不太領情。“即使提供夫妻房，老婆的來回路費難道不花錢。”工資微薄，壓力沉重，他寧愿在附近找個臨時“女朋友”，不然就找小姐，“主要是便宜，一二十元左右就解決問題。”

顯然，農民工群體的兩性關系正迅速向多樣化和臨時性演變。對流動人口的相關調查顯示，目前農民工男性對商業性性行為贊成率為32.8%，女性則21.3%；男性對臨時性性行為贊成率高達45.5%，女性為33.1%。而在已婚農民工當中，41.84%渴望婚外性生活，其中24.53%已經付諸行動，婚外性行為的對象分別是情人、同事及“小姐”，當中又以情人為多數，占67.05%。

性病陰云

如果說在注射還是艾滋病傳播主要途徑的時候，防治任務再艱巨，起碼有一定范圍的人群指向以及行之有效的阻斷措施；那么在“風流無罪”的性傳播時代，幾乎沒有徹底的解決辦法。

港產片《超級學校霸王》里，來自未來的劉德華對邱淑貞說，“在我們50年后的世界，性生活是犯法的，因為那時艾滋病已經到了失控的程度，政府唯有下令禁欲，直到所有艾滋病人消失為止。”

“禁欲當然是不可能的，唯一的辦法只能是提高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