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逐年上升的安全套使用率，為何讓性傳播疾病的流行不減反增？都已知道了安全套的好處，為何安全套在中國仿佛正在遭遇失效的囧境？

時代周報記者在調查中發現，在中國數量龐大的安全套消費人群背后，是一個每年充斥著數億只假冒偽劣安全套的市場。陪同女友進行第二次人流手術的受訪者表示，他們一直有使用安全套，只是在詢問醫生前，并不知道自己一直以來使用的都是假冒產品。從制造偽劣安全套的黑作坊，到不法經銷商，再到街邊無證經營的保健用品店，一個偽劣安全套的產業鏈正在消費著中國消費者的健康，甚至于生命。一位性病專科醫生表示，由于使用偽劣安全套而導致的人流和病毒感染等情況，基本上在每家醫院都屢見不鮮。

因為橡膠原料來源的無法保證，以及惡劣的生產條件，其生產出來的產品中都會帶有細菌和病菌，并且容易在使用過程中破裂和脫落。在上海楊浦公安分局2015年四月，破獲的一宗涉及八省市的制銷冒牌安全套案件中，經檢測，檢獲的安全套用料極差，且含重金屬，使用者不但極易導致性病傳播，更會令男性不育。然而，消費者卻普遍缺乏對劣質及假冒安全套的辨別意識。同時，低廉的價格，也讓此類安全套主要流向農民工和學生群體。

據非營利組織亞洲促進會(Asia Catalyst)在今年7月發布的一份報告，被警方盤查過的男性、女性和跨性別性工作者，他們之后攜帶或使用安全套的幾率明顯更低。通過對中國三大城市，逾500名性工作者進行調查或訪談，報告顯示，因為一些警察傾向于將安全套作為賣淫嫖娼的證據，安全套可能會成為警方決定是否逮捕性工作者或進行處罰的決定性因素，這無疑打擊了很多人攜帶安全套的積極性，因為受訪者會擔心因非法從事性工作被起訴。

這種做法無疑阻礙了性工作者使用安全套，進而破壞了防止艾滋病毒在中國擴散的行動。據紐約時報了解，雖然部分省份也開始對酒店、娛樂場所等，提出主動提供安全套的要求，以控制性傳播疾病的擴散。但與之相矛盾的執法政策，特別是警方的掃黃行動，讓娛樂場所不敢將帶有性交易暗示的安全套，作為一般性商品來提供。此種將“攜帶安全套”即視為“從事性工作”的執法邏輯，也遭到了艾滋病活動人士、中國最重要的艾滋病宣傳團體愛知行研究所所長萬延海的反對。

幾年前，《南方周末》記者在暗訪中，發現上海計生委藥具站對安全套的銷售進行壟斷，從中獲取暴利的行為。記者經過一個星期的暗訪發現，除極少數超市和藥房外，上海計生委藥具站對上海大多數零售點的安全套銷售，實現了事實上的壟斷。而商家要想與藥具站打交道，也并非辦齊了國家規定的一切證書，并與相關人員打點好關系，即可進入上海市場。因為經藥具站成立的上海聯合計劃生育服務有限公司，事實上幾乎成了大上海獨家安全套代理商，其要取得總銷售價18%的益潤。 通過藥具站的銷售渠道進行經銷的安全套，事實上成為了一個暴利商品。據某香港安全套經銷商說，原本定價為16元的產品，最終被藥具站定價為40元。

事實上，上海計生委藥具站，通過鉆計劃生育政策的空子，在1996年便開始了對安全套市場的壟斷。據《南方周末》記者了解到，當年上海市計生委出臺了1996年一號文件，該文件規定了藥具管理部門，對安全套等計生藥具在供應、銷售、審核、定價等多個方面的絕對控制權。利用這一政策，及此前的免費派送政策，藥具站不僅得以免費進入各超市與藥店柜臺，成立計生用品專柜，還在事實上形成了壟斷性地位。

安全套作為一種事實上的普通日用品，它在中國的傳播推廣卻不盡如人意。根據1989年國家工商局下發的《關于嚴禁刊播有關性生活產品廣告的規定》，整個90年代，甚至二十一世紀的頭個十年，安全套通過大眾媒體向公眾傳播的嘗試，都如小馬過河。在2006年10月，衛生部、計生委等六部召開重要會議后，《關于大力推廣安全套使用意見》的發布，才準許讓安全套產品，在特定媒體上進行公益性質的廣告宣傳。直到2014年，官方才正式解禁電視上幾乎被全面禁播的避孕套廣告。

研究者指出，當下中國特殊的性文化狀況，讓安全套產品的傳播環境變得更加復雜。在社會文化的制約下，因為通過傳統媒介（如電視）進行傳播受到限制，安全套產品在中國，開辟了一條依賴新傳播媒介（如網絡）的廣告傳播途徑。將目標群體鎖定為年輕人的安全套廠商，開始在互聯網上，通過使用創意廣告等形式，對產品進行推廣。《經濟學人》在對杜蕾斯投放在中國市場的廣告分析中便指出，雖然中國對社交媒體的審查比較嚴格，但這種審查對于性言論的控制力度不大。帶有幽默感的杜蕾斯創意廣告，讓杜蕾斯在中國的市場占有率逐漸上升。但這樣的創意宣傳，目前還僅限于大廠商，宣傳途徑和效果也仍然有限。

更或者，將condom翻譯為“避孕套”，這本身就造成了人們的錯誤認識。《經濟學人》在報道中指出，中國安全套的低使用率，與在中國文化語境中將condom翻譯為“避孕套”有直接關系。因為在中國，避孕被普遍認為是女人的事情，而墮胎才是其最常見的事后處理方式。再加上至今中國仍無法公開談“性”，這就讓人們很難意識到“避孕套”是多么有用，它不僅能夠避孕，還能防止傳染性疾病。

同時，研究者也指出，當下媒體對人流廣告的默許，以及醫院不負責任地通過模糊措辭，如“無痛”、“無害”，將人工流暢視為一種盈利手段，也影響了人們對“性健康”的認識。人流被普遍接受為矯正“不當”性行為的措施，但性愛過程中的性愉悅與性健康，因不可言說的性，變成道德綁架的利器，冠以“不道德”之名。